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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平衡最重要

江盘泾边网 - 来源: 互联网  2019-08-01 17:21:44

远有唐宋治、乱之较,近有改革开放之初进、退踌躇,代际更迭间需要思考的“治理命题”却不乏相似处——

第一,集权成为大趋势,中央一集权,各级官僚机构、各级政府也跟着纷纷集权,并且一些地方出现集权竞争,导致部分领域出现了过度集权。这种集权趋势往往需要在出现问题和遇到反弹后才能得到纠正。但很显然,从出现问题到反弹再到纠正,长时间段之中,疏漏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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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海关将走私物品处置收入1197.95万元存放账外,用于业务经费、发放福利;

4月4日11时,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南双庙村发生森林火灾,当地立即组织300余人进行全力扑救,明火已于17时30分扑灭。在扑救过程中造成扑火人员2死1重伤,死亡人员为南双庙村村主任和起火林地承包人,受伤人员为当地乡镇护林员。起火原因为村民上坟烧纸引发,过火面积约10公顷。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李嘉瑞)记者3日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规则》近日出台。3月20日起,公众、机构在网上注册并实名认证后,可登录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在线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

“对下”的责任就更为重要了。简单地说,“对下”责任是“对上”责任的基础。

从古至今,中国的政治总离不开一对对的二元关系,比如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治。其中每一面向的取舍轻重,都关乎着国家层面的稳定状态与发展走向。

但是,集权也产生了其自身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转年4月,杨易辰检察长到这里调研并亲自参与接访。时年已71岁的杨老在尘土飞扬的集市上当街一坐,不仅开启了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一次在基层直接接访的历史,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掀起了无限波澜——许多群众把检察官的这种举动看成是党的行为。在一次次真诚、朴素的交流中,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得更近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十八大前后的一些情境,在某种程度上就可理解为这种循环的表现。十八大以前,“分权”曾经导致过不小的危机。

这是泰山站主体建筑(2月1日摄)。外形呈正十六边形,底部架空,由8根钢柱支撑,这个外形酷似中国红灯笼、又像一个天外飞碟的建筑就是中国南极泰山站的主体建筑。近日,中国南极泰山站二期工程建设全部完成,让泰山站焕然一新。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但实际上,我军从成立至今,作战一线就从没少了姑娘的身影。此外,随着全世界军队中女性比例愈发上涨,十八大后我军又有多个女子连队组建、亮相。

学生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学校内开展课间活动(2018年9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第二十六条突发事件发生后,事件处置主管部门、事发地政府和现场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可划定新闻采访区,规范现场新闻采访秩序,必要时可设立新闻中心接待记者,做好记者采访服务等工作。

在中国政治中,自古至今,对政策执行者(无论是中央官僚还是各级地方官员)来说,存在着两种责任,这两种责任的平衡关乎着国家的治与乱、和谐与冲突、发展与滞涨、整合和分裂。

常德鹏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本次试点旨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发展,进一步优化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融资环境,深化境外上市制度改革。

在地方,则表现为地方主义。地方之间的互相竞争不可避免,而竞争可以促成地方官员有效利用比较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革促发展。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地方竞争只是政策之间的竞争。

大厦2018室内,黄斌的开场白很生动,讲课的主题很快从“民间自愿互助慈善众筹”转到拉人头致富。

但十八大之前的地方竞争却大大超越了简单的政策领域,一度涉及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重庆就可视作案例。

有媒体今日上午询问台当局涉外部门的官员,有没有将登岛行动事先告知美方?对此,台涉外部门官员表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领土”,属于高雄市旗津区,“‘部长’要去需要告诉我们的‘友邦’吗?不需要吧。”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特稿:回望2018年初那些悬念怎样了

一方面,如上所说,如果太集权了,就会导致官僚和下属只承担“对上”的责任而忽视“对下”的责任,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非常糟糕的局面。

这其实也是上面所讨论的官僚和官员必须承担的两种责任之间失衡的后果,而两种责任失衡的背后,本质上是集权和分权的失衡。因此,要达到“对上”与“对下”之间的平衡,首先就必须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寻找到新的均衡点。历史地看,分权之后必然要进行适当的集权,集权之后必然要进行适当的分权,这都是常态,往来交错,也即所谓的“矫枉过正”。

2015年2月3日,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原副总经理彭曙、湖南省高广投资公司原总经理胡浩龙等4人贪贿案,认定彭曙、胡浩龙两人受贿金额分别达1.88亿、1.7亿元,犯受贿罪、贪污罪、泄露内幕信息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但如果官僚和地方官员光“对下”负责,不“对上”负责,地方可能发展了,但整体利益甚至国家的统一也必然产生问题。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也层出不穷。每当中央政府弱化,尤其是王朝解体的时候,地方就会产生封建割据。1930年代的军阀割据时代,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治理也相当好,但国家整体利益则荡然无存,不仅内战不断,更无能力对付外敌。

郑健加说,老兵对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生存经验,值得学习。“一切从实战出发的思维方式和紧贴实战的战术原则,是打胜仗的关键。”

就国家总体而言,“对上”和“对下”的两种责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可以有高度的一致性。就中央和上级来说,尽管要着眼于国家整体利益,但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或者各级官僚机构来实现;对地方来说,在国家整体利益的构架内来追求局部利益和管理局部,才能同步达到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促成。

李伟说,我们一般把国际上的人质绑架劫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为了经济目标而劫持人质,一类是为了政治目标而劫持人质,相比较而言,有些恐怖组织从事目的是勒索赎金的经济绑架人质案件,勒索的赎金用来进行恐怖活动,这一类的绑架事件更容易进行解救,这也是为什么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绑架人质的时候,看似更容易解决。但另一类恐怖分子,他们提出来的条件使得政府无法接受,这一类就属于政治目的绑架人质,由于很难达成这些恐怖组织极端势力的要求,加上他们又极端血腥残忍,在这种情况下人质解救就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在理论上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这决定了无论是官僚机构还是地方政府都被视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仅仅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不过,这种看法并不那么科学,由于中国地方间的差异性巨大,治理过程中就往往需要地方官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各地的条件来制定地方政策或者修正来自中央的政策。尽管一个国家并不是各个地方的简单相加,但如果地方发展和治理出现问题,国家总体肯定也要出问题。

最后,无论是两者的边界还是两种责任的履行,都必须引入法治——既用法治来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借其来保障“对上”与“对下”的到位和落实。

初夏时节,赣鄱大地草木繁茂,绿水依依,一派生机盎然。

马箭飞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孔子学院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办学,成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与所在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桥梁。

凡已参加原高中会考并通过部分科目,因其它原因留级(或休学)至2017级高一年级的学生,未通过的会考科目均须参加合格性考试,原高中会考已通过科目成绩以“合格”呈现。(记者刘冕)

全球创新指数从2007年起每年发布,今年的榜首依然是去年的第一名瑞士,其次是瑞典、英国、美国、荷兰和新加坡等国。亚洲地区名列前茅的还有排名第11的韩国、第16的日本,中国香港排在第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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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重症精神病人逐年增加,精神疾病复发率、再住院率和高致残率高,精神障碍人士很难重返社会独立生活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上海正在合力探索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为其构建职业康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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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政府和上级来说,应当为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员履行这两种责任创造制度环境。尽管中央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分权与集权,但分权与集权之间仍需要相对稳定的边界。没有边界,政策执行者就会无所适从。

就政策执行者来说,如果光“对上”负责,那么地方利益和地方差异性必然被忽视,发展和管理必然会出现问题。

应当强调的是,“对上”的责任并非是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本人的责任,而是对上级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的责任。不过,在实践中,这两种利益有时候并不容易区分,“对上”责任被理解成对领导人个人的责任,“对上”忠诚被理解成对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一旦这样“误解”,就不仅会导致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同时更重要的是会失去对整体利益的追求和忠诚。

一没设备,二没钱,这让苗崇磊他们有种有劲也使不上的感觉,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抽检频次,只能是纸上谈兵。

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在1980年代,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困境,即“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不仅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包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等。

第二,一些新设的、意在防腐的制度(主要是监察体系)确立了,但因为很多细节没到位,且新制度的运作需要一个“试错”过程,也就呈现为“集权”现象。一般来说,在起始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执行者不能领会新制度的精神,执行过于机械,导致新制度对官僚和地方官员产生过度的、不必要的压力。

事实上,在政策鼓励、资金避险需求升温、货基收益下降以及银行理财子公司落地带来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债券基金正迎来创新的“大爆发”时期。

报道称,与此同时,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也在开发它们的首款人工智能芯片。

应当看到,尽管天价彩礼现象在城乡都存在,但乡村无疑是“重灾区”。高额的彩礼,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败坏着民风民俗。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要求“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新时代要有新气象,亟待人们摒弃陈规陋俗,在乡村弘扬时代新风。

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郑永年教授有关上述命题的文章《集权与分权的统一》。微信号“IPP评论”授权刊发。侠客岛略有删改。

湖南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显示,自21日8时至22日8时,全省累计降雨共计576乡镇超50毫米,125乡镇超100毫米,4乡镇超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株洲市石峰区菖塘村,达258毫米。全省共发布暴雨预警信号69县次(其中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3县次)、雷电预警信号74县次、大风预警信号7县次。

1号线一共70辆列车,在乘客眼里这些地铁都是同一副模样,但王凯华清楚每一辆车的“小脾气”:有的车劲儿大,满载时牵引依然不吃力,有的车制动好,进站停车稳。

历史上,宋朝开始中央集权,导致部分地方官员做事不经思考,同时地方权力也不足,遇到困难和危机时高度依赖中央,没有自救的力量。因此,蒙古人一打进来,各地方无法自我保护,皇朝随后即轻易解体,元气不再。相比之下,唐朝的分权做得比较成功,地方力量强大,地方官员的责任也相对较大,尽管也发生了“安史之乱”这样的危机,但之后各地仍然能够比较快地恢复过来。

在任何社会,“对上”负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管什么样的政体,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上下级之间都存在一个秩序,没有这个秩序,就称不上是政体。上下级秩序对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没有这个秩序,命令无以执行,政策无以实施,更不用说是国家的整合了。在当代中国,这种责任也经常被称为“大局意识”或者“大局观念”。

另一方面,如果太分权了,地方就会坐大,官僚和地方官员的地方利益观念就会强化。地方主义的崛起易破坏国家的整合,甚至导致国家的解体。

“对上”负责和“对下”发展如何均衡?国家整体利益与局部所求如何同步?集权与分权交替怎样“矫枉过正”?对于官员群体,有作为还是混日子,“权力恐惧”还是“胆大妄为”,也都成了个体生发、却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选择。而对现在来说,就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如何发挥地方的改革能动性问题。

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想法,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表达的很清楚,他说:“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但经过1990年代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例如分税制),1980年代过分分权的状态得以改变,因此之后人们似乎不再那么频繁地讨论当时的困局。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已经消失了。事实上,恶性循环仍然存在,只是变了形态,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

宋志宏说,7月20日事件发生以后对辖区内的海滩又进行了一次排查,“没有发现排污口。”

经宁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民警的伤情为轻微伤。另查明,罗某于今年1月份生育一女,目前尚处在哺乳期内。

对中央执政者来说,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间的关系。太集权和太分权都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理想的则是实现两者的相对平衡。

正因为十八大之前过于分权造成的种种,十八大以后就出现了集权趋势。集权并非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是具有必然性。不管谁当政,只要具有国家整体利益和执政党整体利益观念,都会通过集权来解决问题。

文/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自2017年3月担任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以来,石登高始终战斗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十八洞村精准扶贫模式。

正如分权状态时的所见,集权状态下出现的这些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很显然,如是状态既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局部和地方利益。从历史经验看,如果上述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就会造成更多问题的积累,甚至导致大的危机。

第一种责任就是平常所说的“对上”的责任,就是对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责任;第二种责任就是平常所说的“对下”的责任,就是把官员自己所辖的地方发展好和管理好的责任。相应地,两种责任也产生了两种“忠诚”,“对上”的忠诚和“对下”的忠诚。

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光“对上”负责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光“对下”负责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理性地假定,官僚和地方官员必然会牺牲部门和地方利益,来满足中央和上级的利益,因为官僚和地方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中央和上级,而非同级官员和老百姓。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僚和地方会出现“懒政”,他们不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光做一些会使中央和上级“高兴”的事情就行了。这样,政绩工程、假信息、瞒上欺下等现象必然盛行起来。

与陈先生的遭遇类似,2014年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徐女士将户口挂靠在北京顺义区人才服务中心,每年都要交500元管理费。“公务员不操心集体户口,在北京有房的也可以单独落户。而像我这样外地留京到企业工作但没钱买房的人,就只能把户口挂靠到人才中心。”徐女士苦笑道,“我自己都是花钱租房住,每年还得给这张户籍卡‘交房租’”。

第三,在集权大趋势下,官僚和地方官员产生“自我恐惧感”,自我放弃权力,应当行使的权力也不敢行使。这就造成了前面所讨论的只“对上”负责、“对下”则缺少积极能动性的现象。

在顶层,党内分权致使政治学里所说的“寡头政治”崛起,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党内的“团团伙伙”。周永康、令计划和军队的徐才厚、郭伯雄等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寡头主义。寡头主义的崛起损害党的整体利益,威胁到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

今天,中国的官僚和地方官员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对一些官员来说,现在是做事情最难的时候,因为集权,他们一方面感到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做事情,另一方面一旦要做些事情,尤其是比较难的改革,就会面临各方的压力。但对另一些官员来说,现在也是最好混日子的时候,那就是“不作为”,平平庸庸,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还有一些官员则唱唱赞歌、说些上级领导喜欢听的话——这比推进真正的改革容易得多。

去年三轮中央巡视,首提政治巡视而非业务巡视。昨日部署会再次强调,要把政治巡视的要求高举起来,尊崇党章,检查被巡视党组织是否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真正体现党对这个地方和领域的领导。

再者,由于过度分权,党内责任也成了大问题,即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集体领导变成无人领导、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由此,各方面的“失控状态”就不可避免,尤其在腐败方面,十八大之后反腐进程中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落马”,也是有其背景的。

重庆快乐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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