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求证 为社会求真

     时间:[ 2019-11-07 16:48:57 ]   浏览:[ 2420 ]次

商务印书馆冯其庸馆藏《卦樊楼文物志》

战国楚灵王沈王爷的铜镜本版中的图片均来自关范楼的文物收藏。

[轻书词]

我有看书的习惯。我喜欢根据书中提到的事物和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以确认书中的记载,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1947年,当我去江阴为母校江苏青城中学招生时,招生工作结束后,我留下来,认真调查了300年前江阴人民的反清斗争。当时,江阴南城仍是当时的老城,门上还赫然写着“忠义之邦”。清军突围时,老百姓不想投降,纷纷在戴宇河和四口井里自杀。河水和水井里挤满了人。在我去之前,戴宇河和四口井还在那里。我还在破败的明伦堂旁的藤上发现了冯逊家族自杀和殉难的纪念碑。在这次调查中,我写了《澄江八记》,并发表在1947年的《大Xi报》上。那时,我23岁,是无锡州立大学的大二学生。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出去调查了。直到1964年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候,我才被派到陕西省长安县的“四清”工作,我才有了另一个出去调查的机会。我在长安县王曲公社呆了一年,去了Xi安有历史遗迹的地方,还在南浦村、北浦村和臧家庄村发现了一个大型原始社会遗址。这是我和周红星同志发现的。我们及时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告。他们派人检查并批准了我们的发现。“四清”后,1965年6月,我们回到北京,带回了一批收藏的陶器、石器、骨制品和其他原始文化文物。郭沫若和苏冰淇被邀请去看他们。他们一致确认了这一发现。苏冰淇先生亲自来我张子忠路家看我。我们写的关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报告交给了考古编辑部,但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开始了,直到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发表。

1970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有机会再次出去调查。那年3月1日,人民大学被调到江西余江县。我也和大家一起去了余江县。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不得不定期接受“批评”。但事实上,它并不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样具有爆炸性,只要我能按时回来,我每个周末或假日都可以出去。因此,我利用这些假期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调查。例如,我去过庐山两次,还考察了陶渊明的家乡陶丽丽村。我还去了九江白居易的徐浦口,他在那里写了《琵琶行》,那里今天有一个琵琶馆。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去过许多其他地方,最远的是桂林和阳朔。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收集文物,但是我把这些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址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北京第一次建立文物市场的时候,我收到了这本书里收集的一些汉画砖。那时候,文物市场刚建立的时候,东西很多,买一些好东西也很容易。另一部分由朋友给予或交换。我收藏的明代民间青花瓷是三峡地区的朋友送给我的。我的另一批唐、宋、元、明、清瓷器是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有的是从朋友那里收集的,有的是零星收集的。当然,在这一集里编辑的所有东西都经过反复筛选,并被专家鉴定。

这本书里收集的两种特别重要的文物是在我的家乡挖掘土地时一个接一个被挖掘出来的。正德皇帝的“罪恶赵佶”于1972年从一座坟墓中出土。人们把它扔在一边。我侄子冯负责把它捡起来寄给我,看它是否有用。我不认为这是国宝,这个国家唯一的东西就是皇帝的“犯罪和自证其罪法令”。几年前,我免费把它捐给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他五件青铜器,“凌俊剑”等。,是在1973年他在家乡挖河的时候挖出来的。大铜镜和两个青铜豆上面有长长的铭文。人们不知道它的价值,就把它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冯也有责任用铅笔在铜镜上刻下铭文,然后寄给我,告诉我这是一件很大的设备。当我看到它时,我非常惊讶。这显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也有几十个字的铭文。我的初步判断是那是一艘楚船。他立即把它带给了皇宫里的唐兰先生。唐老读了这些字的铭文,也认为是楚器。他建议我把它带到北京,以免损坏它。我立即为我的家乡买了一批书,他们同意给我这个青铜,因为它没用。我尽力把它运到北京,但是唐老去世了,看不见它。许多专家看到了这五件青铜器并写了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对碑文进行了鉴定和解释。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担心如果“红卫兵”看到这些青铜器会被砸碎,所以我告诉南京博物馆馆长姚谦,把它们免费捐赠给南博,并邀请他去看一看。姚总统来看过之后,非常兴奋,说这是国宝。他立即派人把它拿回来,并给了我数万美元作为补偿,但我坚决拒绝了。我说我只想要你的收据,这样我就可以向我的家乡解释,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我终于得到了他的理解,给了我一张收据,这件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这本书里收集的其他文物也有话要说,例如唐玄宗道教经典的铜像拓片,专家称之为“抛龙竹简”。起初,我只重视上面有刘全福的长跋,因为刘全福是徐佳版《石头记》的收藏家,一位著名的收藏家。直到后来,我才注意到铜简的文字和事迹。原来这是一个关于唐玄宗的实物,非常罕见。我写了一篇文本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我还收集了许多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砖瓦。它们也是历史的碎片。尤其是夏衍首都的瓷砖是从河北省义县夏衍首都遗址出土的。这种瓷砖真的很罕见。这也使我们能够想象战国时期的燕国。肖骁和沂水今天仍然一样,而荆轲塔就在沂水旁边。

我收集的大多数瓷器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它们中只有少数是高级的,但它们也是民窑。我想了解当时社会的总体生活状况,中低阶层和底层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不认为这是粗糙的,因为它可以与当时官方的窑瓷器相比,并且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社会层次。当然,官窑精致而昂贵,但价值数千万美元。当时,只有高级官员或极其富有的商人才能享受这些。那么,当时更广泛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从瓷器领域来看,我们只能看到当时存在的大量民窑瓷器。民窑瓷器,从工艺烧制到釉料装饰,都无法与官窑瓷器相比。然而,如果把这两种瓷器放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层面上,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上层阶级的奢侈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之间的差距。

这一集的最后一部分是我收集的古墨。最罕见的是宋代的四锭古墨,这是从四川三峡获得的,有一个编年史。一锭“甘德”是北宋成立后的第四年,所以这是北宋的原始墨水。其他三块都是主干道第一年的墨水。现在宋墨极为罕见,但也不缺席。几年前银川出土了一个铸锭。在王毅先生2011年出版的《中国会墨》一书中,还出版了六件出土的宋墨。我得到的四锭墨水已经碳化,没有重量。此外,还有一块朱墨锭,它不是在万历皇帝统治时期(公元1607年,万历皇帝三十五年)建造的,这也是极其罕见的。特别是故宫使用的几锭墨汁,非常精美。还有几锭来自康熙、雍正和甘龙的墨汁,也很有价值。另一锭是甘龙统治时期袁枚的墨水,与曹雪芹同时出现。甘龙新海油墨有两个锭。这是程佳的小说《红楼梦》出版的时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纺锤甘龙人子的墨汁非常精致,恰好是《红楼梦》中程一本的时代。我喜欢墨水,但我不知道,也没有机会收集它。我只是从这本书里收到了一点点给读者,这也是“野蛮曝光”的意思!

总之,几十年来,我喜欢文物和收藏文物,但不像真正的文物收藏家,我的重点是历史和社会,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用说文物专家了。我只为历史和社会寻求历史验证和真理。因此,我收集的东西不仅是一些珍贵的,而且更为常见,能够反映社会的广泛和真实的方面。我希望读者能理解我的小意思。

(作者:冯其庸的文章选自《瓜樊楼文物收藏》序言。它被删节了,标题是由编辑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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